关于七月半有哪些传统知识(七月半有哪些详细介绍)

《北海赛荷灯》简讯,原载北平《实报》

中元节莲花灯,北平旧照

《中元节专叶》 (部分,原载北平《实报》,1939年8月29日)

每年农历七月十五,民间俗称“七月半”。俗话说“七月半,鬼乱窜”,也即所谓“鬼节”,较为正式的称谓是“中元节”,是为祭祖祀神的重要节日。旧时中元节的祭祀时间是整个农历七月,南北各地根据各自习俗,择日举办祭祀活动,有放河灯、祀亡魂、焚纸锭、盂兰盆会等等。

1928年农历七月

“小镇文青”郁达夫,写成小说《盂兰盆会》

1928年8月29日这一天,正值农历七月十五日,也即这一年的中元节。

此时的著名作家郁达夫,心情相当郁闷。因为力挺鲁迅,与昔日一帮文友意见不合,已然脱离了自己就是发起人之一的“创造社”,这般境况之下,岂止是心情郁闷,简直就是极度抑郁。因为在沪上文坛不断受到质疑与抨击,好不容易出版了一部《达夫代表作》,还被当局查禁。一时间郁达夫忧愤交加,却又无可奈何,身心俱疲,便暂时搬离了上海,迁居至杭州郊外某处暂避,这一避就是好几个月。这一年的夏秋两季,郁达夫从一位风头正劲的“文坛健将”,画风突变,转瞬间成了“小镇文青”模样。这一年7月间写给友人的信中,有这样的话语:

……我自己也好像是受了催眠术者的暗示,一天一天的只在沉没下去。迁居到这一个小乡镇后不知不觉又是两个月了,没有事情,从没有到热闹的上海去过。

直至这一年的9月底,已然入秋,郁达夫仍然心情不佳,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,继续留在小镇上避暑养病,与沪上文坛的交道,几乎是完全隔绝了。9月末曾有一天去过上海,次日即又返归小镇,在写给友人的信中,曾这样告知其近况:

……我因为身体不好,近来不大到上海来。入秋以后,萎靡得尤其厉害,几乎咳嗽都不敢大声的咳,为的是怕惹是非。即使像今天似的偶尔到上海一回,也不过是买点书报,买点食品而已,明朝一早,就要赶车到乡下去的,所以见面的机会,在近一两月之间,怕难以得到。

可就正是在这样忧患交加、萎靡不振的小镇岁月里,郁达夫还是终于强自振作起来,就在这一年的中元节前后开始酝酿拟稿,写成了一篇题为《盂兰盆会》的小说。

这篇不足五千字的微型小说,以江南小镇上一年一度的“盂兰盆会”为背景,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少年“树澄”与女孩“莲英”,在赴圆通庵上香祭祀途中初遇的情形,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少年情窦初开之际,对心上人念念不忘却又始终逃避远离的复杂情绪。

应当说,整部小说并没有什么宏大高远的人文关怀与时代寓意,倒更像是在忆述作者自己的一段少年往事——文中多次出现的以英文字母标示的地理方位代号“F市”,恐怕就正是暗指作者原籍浙江富阳(今杭州市富阳区)。同时,在小说中出现的江南地区中元节前后的风俗细节描写,也应当是时年33岁的郁达夫,在忆述自己少年时代亲力亲为的种种景况,否则不会如此的自然亲切。也即是说,小说中关于“盂兰盆会”的描写,或即可视作20世纪初江南地区中元节期间的某种实况之忆述。

小说《盂兰盆会》完稿后不久,于同年9月20日,即刻发表在了《大众文艺》杂志的创刊号上,杂志主编即是郁达夫本人。显然,郁达夫认定自己在这一年中元节前后创作的《盂兰盆会》这部小说,是符合“大众文艺”这一概念范畴的,也是符合其一贯的文学主张的。谁也没有料到,看似已隐居到乡野小镇里,一直避暑养病,颇有些一蹶不振之势的郁达夫,竟然在这一年的中元节前后重新振作了起来,要在愤而脱离“创造社”之后,自行创造出一个文艺“新世界”,重新打拼出一方“新天地”来了。

1933年农历七月

郁达夫的“杂谈”,鲁迅的“漫谈”

如果说郁达夫写《盂兰盆会》,是对自己少年时代的中元节观感有所记述的话,五年之后的1933年农历七月,他又撰发了一篇《杂谈七月》,研讨了中元节以及盂兰盆会等传统习俗问题。文中把北平与绍兴的中元节习俗都列举了一番,其中有这样的记述:

……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,这典故的出处,大约是起因于盂兰盆经的目莲救母的故事的……因目莲救母的故事而来的点缀,还有七月三十日的放河灯与插地藏香等闹事。从前寄寓在北平什刹海的北岸,每到秋天,走过积水潭的净业庵头,就要想起王次回的“秋夜河灯净业庵”那一首绝句。听说绍兴有大规模的目莲戏班和目莲戏本,不知道这目莲戏在绍兴,是不是也是农民在七月里的业余余兴?

这篇《杂谈七月》,刊发于1933年8月27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之上。当时已举家移居杭州的郁达夫,回想起往昔暂寓北平期间所见识过的中元节习俗,复又联系到当时江浙一带的节令习俗,尤其是经常听闻到的绍兴“目莲班”盛况,遂饶有兴致地写下了这么一篇杂文。

实际上,与郁达夫一直是挚友,郁达夫也一直力挺的绍兴人鲁迅,应当对此最有发言权。就在《杂谈七月》一文刊发四天之后,即同年8月31日,鲁迅写成一篇《秋夜漫谈》,也谈到了中元节的习俗问题,于9月13日发表在了《申报·自由谈》之上。

不过,鲁迅笔下并没有谈及绍兴的中元节习俗,只是就眼皮子底下的上海人过中元节的情形,来了一番冷嘲热讽;写下的文字,纯是白描式的勾勒,并不是什么研究,倒更像是一位过客,当街走一走,凑近瞅一瞅罢了。文中有这么一段话语:

再前几天,夜里也很热闹。街头巷尾,处处摆着桌子,上面有面食,西瓜;西瓜上面叮着苍蝇,青虫,蚊子之类,还有一桌和尚,口中念念有词:“回猪猡普米呀吽!唵呀吽!吽!!”这是在放焰口,施饿鬼。到了盂兰盆节了,饿鬼和非饿鬼,都从阴间跑出,来看上海这大世面,善男信女们就在这时尽地主之谊,托和尚“唵呀吽”的弹出几粒白米去,请它们都饱饱的吃一通。

说到对中元节的不感兴趣,在这一番白描式的勾勒之后,鲁迅坦言:“我是一个俗人,向来不大注意什么天上和阴间的……”后边的行文,鲁迅只是捎带着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抗战不力、一败涂地的不满,以及对当局“不抵抗”政策却又虚张声势的不屑,又洋洋洒洒写下了两大段文字。

当然,若把写成这篇《秋夜漫谈》的时间,往前挪移整整十年,即1923年的农历七月间,鲁迅也是谈到过中元节的,且这次还真与绍兴的中元节习俗有关了。1923年8月2日,因家庭矛盾,搬出了北京八道湾寓所的鲁迅,当天下午即搬进了砖塔胡同61号暂寓。那一年的中元节,是8月26日。可能也就在这一天之前不久,随同鲁迅一道搬迁至砖塔胡同的原配夫人朱安,问及“七月拜”相关事宜,似乎是要张罗着过中元节的事情了。只不过,此举竟令鲁迅颇感不满与不快。

据考,朱安提及的“七月拜”乃绍兴习俗,即每年农历七月十四这一天,民众都要进行的祭拜活动。事实上,无论是“目莲班”,还是“七月拜”,这些绍兴中元节习俗,与当时江浙沪等南方地区的中元节习俗,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,彼此之间相互融合、紧密互动的态势,一直维持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。

1932年农历七月

林徽因诗咏“莲灯”,缅怀旧友

话说就在这郁达夫“杂谈”,鲁迅又“漫谈”的前一年,即1932年的农历七月间,且明确的就在“七月半”这一天,一代才女林徽因在北平香山,写下了一首看似与中元节有关的诗歌,题为《莲灯》。诗云:

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,

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,

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,

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。

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,

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——

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

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。

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——

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——

宛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

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。

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,

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,

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——

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。

二十一年七月半,香山

1932年的农历“七月半”这一天,即公历8月16日,林徽因在北平香山写了这首《莲灯》。次年,1933年3月,这首诗与另一首同样是林徽因所作的《中夜钟声》,同时刊登在了《新月》杂志的第四卷第六期之上。其中写道:

……

像哭泣,

像哀恸,

将这僵黑的

中夜

葬入

那永不见曙星的

空洞——

应当说,《莲灯》这首诗,隐约透露着深沉微渺的感伤情绪,可以将之视作一篇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诗。没有时间落款的《中夜钟声》,则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情调,全篇都弥漫着相当沉重郁结的气氛,仿佛一首关于诀别的哀歌。如果将这同时刊登于同期杂志之上的两首诗,都视作林徽因于1932年农历“七月半”前后的作品,再联系到1931年11月19日,准备参加林徽因演讲会的徐志摩坠机遇难事件,不难发现,这两首诗作,或者说至少《莲灯》这首诗,是明确写于徐氏遇难之后的首个中元节期间的。那么,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诗也罢,诀别的哀歌也罢,恐怕都是对这位不幸遇难的诗友最好的祭奠方式罢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林徽因笔下的“莲灯”,虽看似与北平中元节期间燃放的“莲花灯”相仿,无非只是省略了一个“花”字的“简称”罢了,可是逐句细读之下,稍微熟悉北平中元节传统习俗的读者就会发现,这一诗意盎然的“莲灯”,乃是既被赋予莲花般外形,又被赋予了河灯功用,可能又有“莲花灯”意趣的诗意想象之物。那么,故都北平的农历七月间,在燃放河灯、莲花灯及“灯会”的旧俗,究竟又是怎样的呢?

故都北平的农历七月

河灯荷灯莲花灯,“今日中元如上元”

且看当年北平的旧报纸上,对于中元节旧俗,既有宣传造势的动态报道,也不乏如数家珍的掌故介绍。譬如,1931年8月26日的北平《实报》之上,就曾刊发过一条题为《北海赛荷灯》的简讯,向广大市民通告:

廿八日为废历中元节,本市人民习惯,除举行祭扫坟茔外,晚间并燃放莲花灯,北海公园历年于是日散放河灯,现在该公园,定是日晚间举行花灯彩船比赛大会,以助游人兴趣。

据此简讯报道可知,时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,在江浙宁沪等南方各地,官方已明令严禁的中元节民俗活动,在北平还完好如初地存续着。以平津地区为代表的华北地区,虽然亦有相当程度的官方管控,可至少中元节期间祭扫坟茔、燃放河灯、糊莲花灯等民俗活动,还是得以完整保留与存续了下来。可以说,上个世纪的上半叶,整整半个世纪以来,故都北平的中元节传统习俗,虽屡经时局动荡与战火侵扰之影响,可仍旧几乎完好如初地保留了下来。

即便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两年之后,时至1939年的8月29日,即这一年的中元节这一天,北平《实报》这份统共只有四个版面的市井小报,还专门为这一节日辟出一个版面来,推出了“中元节专叶”。言及这一份颇为特别、难得一见的“中元节专叶”,不得不提及版面上一篇题为《今日中元似上元》的文章来。此文记述当年北平中元节期间灯会之盛,恍若与正月十五闹花灯一般,并引《京师竹枝词》里“咏河灯”诗末句为证,感慨称“今夕中元似上元”。除了怀旧与感慨之外,文中还将河灯、荷叶灯、莲花灯的燃放与制作习俗娓娓道来,文中这样写道:

今晚所放的河灯有两种:一种是用油纸做的:一种是在小荷叶里插上一枝蜡,燃点起来,放乎中流,荧然万盏,漂流无定,倒是很可一观。像这种河灯,又岂是上元节的那些灯所能及的?

河灯以外,就是那些大大小小五色缤纷的莲花灯了,形式既各不同,颜色更是好看,谁见了,也得要买一盏回去点点。小孩子更都要点上一盏小莲花灯,拿在手里,连觉都不肯睡。

荷叶灯,是把那完整的大荷叶连梗摘了来,到晚上,点上蜡,高高擎起,就和一把小伞似的。那冉冉的绿光,能把人的脸都映成绿色。这种灯是既不费钱,又很简便,还显着别有风味。

读罢这三段不过二百余字的简要记述,河灯、荷叶灯、莲花灯的基本概念,已然清晰明了。其中,河灯也可以是用荷叶制作而成的,故又可称之为“荷灯”;不过,这可不是“荷叶灯”的简称,荷叶灯乃是直接带梗的大荷叶制成的,燃放时需“高高擎起”,与那些投放于河流中的“荷灯”是两回事儿。

“中元节专叶”推出的前一年,即1938年的农历七月间,北平《实报》虽然并没有辟出专版,推出“专叶”的创举,可还是于当年的8月3日,特别推出了一篇以《中元节的点缀:莲花灯》为题、关乎这一节令习俗的专题报道,将这一传统习俗的来龙去脉表述得一清二楚。

这“今日中元似上元”的北平中元节,想来为那些在这一特殊节日里寄托哀思的人们,又赋予了些许繁华似锦、浮生若梦的新鲜观感,以及可以由之引申而来的,关于镜花水月、梦幻泡影的某种深沉领悟罢。

文并供图/肖伊绯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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